文：伊恩．爾比納（Ian Urbina）
如果沒有怪獸在夜裡埋伏，海洋會是什麼？
它會像是沒有夢境的睡眠。
──韋納．荷索（Werner Herzog），《給困惑之人的指南：與保羅．克羅寧對話》（A Guide for the Perplexed: Conversations with Paul Cronin）
被迫勞役的工人在世界各地都有，但是沒有哪裡的問題比南中國海還猖獗，尤其是在泰國漁船上。部分原因在於，根據二○一四年聯合國的資料顯示，在典型的一年當中，這個國家的漁業大概缺少五萬名海員。因此，每年都有成千上萬的柬埔寨與緬甸移民悄悄地進入泰國以彌補這個人力長期短缺的問題，而肆無忌憚的船長便會把這些男人與男孩當作奴隸般販賣。
隨著燃料價格上漲、近海漁獲減少，研究海上勞工的學者預測有更多的船隻將會試圖向更遠的外海探險，使得移工被虐待的可能性提高。這份工作是殘暴的，而且在這些傲慢、無效率且獲利低的船上，船長要求船員們只能做他們被吩咐的工作，只能在他們被吩咐的時候執行，沒有抱怨、不論工時長短、不論伙食多寡，也不論酬勞微薄。簡言之，這些船長仰賴海上奴隸。
「在海上的生命是廉價的。」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亞洲分部的副主任菲爾．羅伯特森（Phil Robertson）這麼說。工作條件不斷惡化，他說道，因為鬆散的海上勞動法規以及全球對於海鮮貪得無饜的需求，甚至是過度捕撈也導致魚群資源量大大減少。
多虧了前人的優秀報導，我對於海上奴隸的問題略知一二。但是自從我結束報導以來，我在這段過程中所面對的惡化程度──我直接見證到的卑劣殘暴以及在我所訪問的男人身上遺留下來的影響──一直縈繞著我。在法外之海，受害者為數眾多──包括海浪之上與之下──但是這些把食物帶到我們餐盤上的人所受到的暴行，對我來說尤其衝擊。做為消費者，人們逐漸意識到，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手機已經成為某種應付類似暴行的警備力量。如果有什麼壞事發生，它很可能會被拍攝下來，然後上傳至YouTube。然而，同樣的情況很少發生在海上，在這裡，契約奴役依舊是一種標準的商業慣俗。
「但願我從來不曾見過。」保全人員宋南（Som Nang）如是形容他在離岸幾百浬外的海上親眼見證的景象。二○一三年末，宋南首次登上一艘負責為南中國海上的漁船補給的船隻。經過四天的航行之後，宋南的船拖著一艘掛著泰國船旗的殘破拖網漁船。
在拖網漁船前方，一名赤裸上身、消瘦的男子蜷縮著，瘀青的脖子上掛著一個生鏽的金屬鐐銬，連著一條三呎長的鎖鏈，另一頭繫在甲板上的軸環。船長日後解釋道，這名男子曾經試圖逃離那艘船，所以船長用金屬鐐銬銬住他，並且在每一次有其他船隻靠近時就把他上鎖。
這名男子的名字是朗隆（Lang Long），和其他上千名在泰籍漁船上討生活的男人與男孩一樣，他是從柬埔寨被販運至泰國。隆從來不曾意圖要到海上。他來自柬埔寨首都金邊外的一個村子，在一場佛教節慶活動上認識了一名男子，介紹他到泰國做營建業的工作，並且答應把他弄進泰國。
隆當時三十歲，他將這個提議視作一個鹹魚翻身的機會；他已經受夠了看著他的弟妹們挨餓，因為他們家的稻米產出不夠供應每個人。所以，隆在夜裡坐上了一輛平板卡車後座，沿著顛簸的泥土路來到泰國灣上的一座港口城市。當他抵達曼谷東南方十幾哩遠的北欖府（Samut Prakan）時，被關在港口附近一間由武裝警衛看守的房間裡長達數天。人口販子接著以大約五百三十美元左右把隆賣給了一名船長，這個價格比一頭水牛還來得低。他和其他六名移工被趕上一座舷橋，上了一艘破爛的木船。這是隆被殘酷地囚禁在海上長達三年的開端，而這段期間，他還被轉賣兩次到不同的漁船上。
二○一四年九月，當我正在報導非志願勞工時，我在泰國東南部海岸線上的宋卡府（Songkhla）認識了隆。那時，他在七個月前被一個叫做海星國際服務中心（Stella Maris International Seafarers’ Center，又稱海員中心）的天主教慈善機構救了出來，該機構付錢給船長以換得他的自由。海星國際服務中心在超過三十個國家、兩百多個港口設有辦公室，為海員及其家庭提供社工服務。當時我去到宋卡府，正是因為海星國際服務中心的社工說他們會協助我認識被販運的受害者，並且把我介紹給負責調查這些虐待行為的官員。
在等待與隆相見的期間，我花了幾個小時在海星國際服務中心的辦公室裡翻閱一本案件紀錄的活頁簿，裡頭盡是發生在海上的殘酷虐待、拷打以及謀殺事件。一頁翻過一頁，在照片與潦草的筆記裡，這些文件描述了生病的人被拋下海、挑釁的人被斬首，以及違抗命令的人被關在甲板下又黑又臭的漁獲儲藏室裡達數天之久。「我們每週都會收到新的案件。」中心主任蘇查．鐘塔陸卡納（Suchat Junthalukhana）說道。
熬過這些痛苦的考驗通常需要憑藉一點運氣，遇到無私的陌生人去聯繫海星國際服務中心或其他投入祕密救援海上奴隸的團體。在馬來西亞、印尼、柬埔寨和泰國，有一個由海員組成的地下網絡。宋南是其中一名救援者，據稱他的名字在柬埔寨語是「好運」的意思，我透過海星國際服務中心認識了這名四十一歲的柬埔寨男子。他的身形矮胖、態度嚴峻，很快就向我展示他塞在腰間防身用的伸縮金屬棒。在碼頭邊工作多年，宋南曾經聽說過許多殘暴的故事；然而，沒有一則故事讓他準備好親眼見到運搬船上所發生的一切，他補充道。
宋南曾經在一種被稱作母船式運搬船的船上工作。這些笨重的船隻什麼都能載運，從燃料、食物到備用漁網和換班工人都有，船身通常超過一百呎長，作用就如同海上的沃爾瑪超市─可滿足各種目的的補給商店。當初就是這種船將隆送進了囚籠，後來也是它把隆救了出來。
行進緩慢的拖網漁船之所以可以在距離陸地一千五百浬的地方捕魚，就是靠著運搬船的幫忙。它們讓漁夫們可以在海上待上好幾個月甚至好幾年，而仍舊可以在收網一週之內就把漁獲清乾淨、裝罐並運回美國的商店貨架上。
一旦大批漁獲被轉至一艘運搬船上，它會與其他來源的漁獲混雜儲藏於甲板下的冷凍室裡。港口官員幾乎不可能搞得清楚這些漁獲的來源，實際上也就不可能知道這些漁獲是被合法僱用的漁夫捕得，或是被奴役的移工非法捕獲。
經過四天的航行之後，宋南的運搬船拉到了隆所在的那艘破舊泰籍漁船，船上八名水手剛結束在印尼海域上的兩週非法捕魚作業。隆在當時是被鏈住的。凡是有其他船隻靠近，船長就會把項圈套在他脖子上，通常每週一次。在緬甸水手和泰國資深船員之間，身為船上唯一的柬埔寨人，隆會一眼不眨地看著任何願意與他做眼神接觸的人。「請幫助我。」宋南回想起隆以柬埔寨語喃喃自語的畫面，又補了句話說，那一幕深深烙印在他的腦海裡，也是他不再於海上工作的原因之一。
在隆被救起之後，一份警方後來的報告寫到他被俘虜的情形，以及他在海上好幾次被賣給不同漁船的方式。「三艘漁船圍繞著補給船，開始為了隆爭奪起來。」報告寫著。在距離岸邊如此遙遠的海上，缺工是常見的現象。在一年之後，隆又在某個夜裡被賣到別艘船上，而過程中也發生同樣的爭執。
Photo Credit: 麥田出版提供
在朗隆被俘虜於泰籍漁船上的那些年，他的脖子上會被套上項圈，在漁船之間被賣來賣去。
在我讀過海星國際服務中心關於獲救水手的案件紀錄後，一名社工帶我到某個坐位區去見隆，樓上是一間放滿輕便小床的房間，隆和其他曾經也是船員的人就睡在那兒。隆已經在此待了好幾個月，等待被轉送到政府的安置所。他會在安置所住到政府當局有空調查他的案件為止。隆的身形既瘦又高，皮膚是乳咖啡色，上頭長了些痘瘡。他不自在地坐著不動，像是一具筆直的屍體，只透過鼻子呼吸，彷彿害怕張開嘴巴。雖然有著人的軀殼，他的眼神卻帶著永遠空洞的凝視。
知道這很可能會是我進行過的對話中較為困難的一次。我事先把一些戰術告訴我的翻譯：在你把我介紹給隆之後，一開始，我很可能會安靜地坐上十五到二十分鐘。我希望你只要簡明有禮地告訴隆我是誰，告訴他我的目標是記下他身上發生的故事。然後，我會和隆握手，你會說在我們開始之前，我需要花幾分鐘沉澱一下想法。接著我們會安靜地坐著。這個場面會很奇怪，我告誡他，但是請讓這片寧靜氛圍自行發揮作用。重要的是要建立起壓力，但願如此能讓隆變得跟我一樣渴望交談。口譯員點點頭，表示他了解我的要求。
在某一刻，我會拿出一條口香糖，我繼續說道。我會放一片口香糖在我的嘴裡，然後我也會拿一片給你，請你嚼它。這個動作是要展現給隆看，分享是可以的。我會放一片口香糖在桌上、放在隆的面前，輕輕地做個手勢，表示如果他想要就可以拿去。我可能會只是漫無目標地凝視。我可能會在我的筆記本裡潦草塗鴉。稍後，我會起身去拿幾瓶水。當我回來遞一瓶給你時，我需要你打開它開始喝，我也會做一樣的動作。是的，這一切都是非常刻意安排且事先策劃的動作，甚至是帶有操控性的，我承認。但是，我發現這麼做也可以很有效地破冰。口譯員似乎了解了，並且同意扮演他的角色。
在坐了將近半個小時之後──水喝了、口香糖嚼了──我輕輕地開始詢問隆，有關他的經驗。他說，一開始，他試著記錄在海上度過的每一天與每個月，利用一支生鏽的魚鉤在木欄杆上刻記。最後，他停止這麼做。「我從未想過我可以再看到陸地。」他說道，聲音逐漸減弱。隆接著補充說，他再也不想吃魚。當話語愈說愈多，他的眼神越過我。在某一刻，我小心地、緩慢地轉身去看他選擇把眼神落在哪裡。沒有什麼，只是一片光禿禿的白牆。
隨著他在船上工作的時間愈長，他積欠那名帶他非法越過國境的船長的債務理應變得愈薄。然而，時間只是綑緊了隆的束縛。他的人質狀態開始像一場終生監禁。他在海上累積的經驗愈多，其他欠缺人手的船長就愈是願意支付更高的金額買下他來工作。
一開始，他犯下很菜鳥的錯誤。在被俘之前，隆沒有捕魚經驗，也不曾看過海洋，他似乎比其他水手更常把漁網攪成一圈，他說道。所有的魚在他看來都長得一樣─身形小、帶著銀色─分類十分困難。由於密集地暈船，他的動作一開始很慢，但隆說，在他看到一名船長因為某人工作的速度太慢而抽打對方之後，他就開始加快速度了。
儘管隆很努力，他還是面臨嚴重的懲罰。「他被木桿或金屬桿毆打。」泰國政府的國家人權委員會辦公室（Office of the 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在他的案件紀錄上如是寫道。「在某些日子裡，他只有休息一個小時。」當飲用水變少，水手們會從裝魚的桶子裡偷走氣味難聞的冰塊。如果某個船員放裝備的方式錯誤，船長會減少那名犯錯者當天的伙食。
隆說他經常想要跳海逃跑。他告訴一名後來治療他的醫生，他在海上生活的三年間不曾看過陸地。夜裡，有些時候並沒有人在看守船上的無線電，但是隆不知道他可以向誰求救，或是如何求救。他被俘虜與孤立的感覺愈來愈嚴重，因為和其他在船上的人語言不通。
儘管他非常害怕船長，隆說道，海洋卻更令他畏懼。在波濤洶湧的海上，有些海浪會達到好幾層樓高，再重重地打上甲板。當宋南的船現身時，隆已經被項圈銬上銬下地過了大約九個月。
比起看到隆被銬住，更令宋南吃驚的是，運搬船上似乎沒有人像他一樣驚訝於這一幕。回到港口之後，宋南聯繫了海星國際服務中心，該組織開始募集贖回隆自由之身所需的兩萬五千泰銖，大約是七百五十美元。我記得我聽到這個數字時，感到多麼噁心：隆的生命比我從華府飛到曼谷的機票還廉價。
那不是宋南最後一次見到隆。在接下來幾個月間，宋南兩次去補給那艘漁船。每一次當運搬船靠近，隆都是被銬住的。「我在試著讓你自由。」在其中一次前往補給的過程中，他對隆耳語道。
二○一四年四月，隆的囚禁以最平淡的方式結束。在宋南的運搬船與隆的船隻約好下一回在南中國海上大約距離陸地一個星期航程的地方碰頭時，他帶著一包棕色紙袋，裡頭裝滿從海星國際服務中心那兒拿來的泰銖。救援者視這筆錢為贖金，船長卻視之為「償債」──這是隆在工作上還積欠的金額。宋南幾乎不發一語地把錢袋遞給隆的船長，接著隆就踏上了宋南的船，啟程返回陸地。
隆在運搬船上航行了六天，大多數的時間都在哭泣和睡覺。船員們把他藏起來，以免他們營救隆的消息走漏到其他漁船那裡，因為他們擔心其他船長可能會厭惡一家補給公司扮演這種介入勞工糾紛的角色。宋南在營救隆之後，很快就不再於海上工作。他找到了一份新工作，是工廠的保全警衛。宋南的家就位在宋卡府外圍，是一棟水泥房。我去那兒拜訪他時，他說他還會做惡夢，內容是關於他在海上見到的場景。「我不喜歡那裡發生的事情。」他說道。
........
我所寫的關於隆的故事是《紐約時報》的罪行海洋系列報導之一，在二○一五年七月二十七日登上報紙頭版。在那之後，泰國的反走私官員聯絡我，他們覺得這則故事很有可信度，而警方有一隊特別小組想要逮捕並起訴該名船長，那時候他正在海上的另一艘漁船上作業。接下來的兩年裡，隆也成為某種象徵：後來的美國國務卿約翰．凱瑞（John Kerry）好幾次在記者會與外交場合上提起他的故事，藉此強調終結勞工販運的必要性。
延伸閱讀：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罪行海洋》，麥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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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伊恩．爾比納（Ian Urbina）
《罪行海洋》是一本結合了報導文學與驚駭冒險故事的著作，將不同層面的海上法外領域緊密聯繫一起，融入具有力道的故事之中。伊恩．爾比納遊歷地球上那些最不受管治或不可管治的地帶時，亦帶領讀者穿過一個異乎尋常的悲慘世界──那裡有容許奴役漁工的船公司、警戒的生態環境保護人士、趁火打劫的小偷、唯利是圖的航海者、目中無人的捕鯨船、追討人、漂浮妓院、海上墮胎診所、違法傾倒污油者、難以捉摸的非法捕魚者、被遺棄的船員、漂泊的偷渡客、「神奇管線」（讓船隻使用過的廢油與其他骯髒液體消失）──令我們遇見各種魑魅魍魎。這些小人物的故事也將那些原本對我們來說只是數據的事物擬人化，距離也更加接近。
責任編輯：吳象元
核稿編輯：杜晉軒
2019年9月，民進黨立委陳明文選舉期間在高鐵遺落了一卡皮箱。當天早上，高鐵人員拾獲失物，清點發現內有300萬元現金引發熱議，不只網友們敲碗看好戲，連續劇更接續陳明文資助兒子在菲律賓創業的「珍奶梗」，用力kuso了一番。
陳明文政治實力雄厚，人稱「嘉義王」，但由於這卡裝錢的皮箱違背現代社會數位支付的潮流，外界紛紛質疑陳明文金錢來源不單純，也讓其在緊接著的立委選舉中，受到對手前立委林國慶猛烈攻擊。林國慶日前因選舉期間以言論誹謗、辱罵陳明文，遭到嘉義地方法院判賠120萬元，陳明文表示，此120萬將全數捐給育幼院做公益使用。
高鐵300萬事件經過漫長的調查，最後檢察官在洗錢防制、財產來源不明、稅捐稽徵、財產申報四大面向，通通查無不法，不予起訴。網路公審往往陷人於罪，事後的真相卻總是乏人問津，高鐵300萬事件的背後，不起訴的關鍵因素是什麼？為何經過大規模調查，洗錢、貪污治罪條例或是逃漏稅通通不起訴？
關鍵一：金錢來源正當，沒有掩飾或隱匿意圖
陳明文曾公開說明，因兒子陳政廷有國外投資需求，才將300萬現金帶上來台北準備借給兒子，也才意外造成錢財遺失。根據《洗錢防制法》新法第2條規定，如要構成洗錢要件，需包含以下三種行為：
1. 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
2. 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
3. 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
然而經過檢察官詳查，傳喚多名同車旅客、高鐵列車人員、各站站務人員等，確認當日車廂內的乘客，並無特定不法犯罪，或企圖掩飾隱匿300萬現金，因此並無利用高鐵車廂進行非法交易；從餘款的綁鈔帶逆向追查提領銀行，傳喚多名行員作證，也無查得任何不法。此外，調查陳明文及親屬等人的相關帳戶，沒有可疑交易紀錄，以上各種角度的查無不法，大幅減低洗錢意圖。
關鍵二：調閱通聯記錄、破百筆帳戶，皆無異常
根據報載，除了兒子有創業的資金需求外，由於陳明文朴子及嘉義市服務處有裝修需要，裝潢費多由現金支付，陳明文妻子廖素惠便與大姐借錢，並分次慢慢領取，備妥現金。陳明文大姐的帳戶並無交付任何人使用，陳明文事發後才知道這筆錢是妻子向大姐借的錢。
檢方為了確認是否涉及洗錢交易，分別就相關人等調查通聯記錄與金融帳戶。若是非法交易與犯罪行為所得之金錢，錢財遺失時，當事者往往會急於隱匿犯罪記錄，故調閱通聯紀錄、金融帳戶，可能會發現其中異常狀況，檢察官便可循線追查可疑狀況。
檢方大陣仗調閱三等親內，包括親屬、司機、隨扈、國會助理等，將近200筆金融交易有關函件及明細資料，最後發現相關人等皆無可疑、或是不法交易活動紀錄，且陳明文及兒子在事件前後的通聯記錄，也沒有發現任何異常的通話紀錄。
關鍵三：皮箱遺失領回過程，並無外傳可疑現象
事發當時，媒體繪聲繪影報導，皮箱遺失後，陳明文不僅沒有報警，還有位神秘、不知名的矮胖男前往高鐵站欲領回。陳明文表示，回到立法院第一時間，即發現皮箱遺失，並委請助理致電高鐵單位，高鐵也立刻回覆已拾獲皮箱。既已找回，自然沒有必要浪費警政資源。
檢方調查了高鐵與相關路口監視器、Line對話截圖與相關證人，不起訴處分書中明確表示，並無其他可疑人士到高鐵站認領錢財。列車清潔員拾獲失物後，就立刻通報整備員，整備員旋即送交至月台站務室，同時上報至站務督導及副站長，副站長立即指示將皮箱移交至鐵路警察局派出所。
過程中，除有高鐵人員陪同外，清點過程中更有員警在旁觀看、錄影，在電話聯繫確認失主後，現金就被移至高鐵現金處理室存放保管，直到陳政廷抵達後將300萬現金領回，有可疑人物領回現金的說法並不正確。
查無不法，四大面向均不起訴
日前監察院公布最新一期廉政專刊，由於立法委員是服務於國家所屬機關的公務人員，有義務每年申報財產，政治人物的身家便會攤在陽光下接受高度檢驗。
從陳明文申報的財產來看，陳明文及妻資產遠超過300萬，且子女財產亦無三年內突然暴增等情況，不符財產來源不明罪所提到「財產增加與收入顯不相當」的條件。此外，經過半年多調查，全案並沒有以詐術、偽造、欺瞞或不正當方式來逃漏稅的疑慮，三等親內親屬、司機、隨扈、國會助理等帳戶及通聯紀錄，事發當天所有高鐵人員、清潔人員、警衛等人說詞，也找不到任何洗錢之事實。
可惜的是，事件發生當時正值選舉期，輿論屢被渲染為涉及貪汙、洗錢弊案，即便偵查結果是查無不法、不起訴處分，最終的真相也往往消失在迷霧之中，甚至引起更多的陰謀論，讓當事人背負異樣眼光及難以回復的形象傷害。
本文章內容由「 林子恒律師 」提供，經關鍵評論網媒體集團廣編企劃編審。
July 20, 2020 at 11:14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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